文/郑寒白
 

苏东坡是博通多能的艺术家，其书法的成就有被称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可以说明。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兰亭序》称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称第二行书。王、颜二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排为第一第二应无异议。而即便单论行书，将苏东坡排在第三位，恐怕争议就多了。康有为就说过：“古今书家以苏东坡为最劣，若从我学书，先责手心三百下。”责其不解用笔。以宋朝书家对在今日书坛的影响而论，米芾就明显在东坡之上。问题是，除了《黄州寒食帖》，还有被公认的天下第三行书吗？米芾《蜀素帖》最号精能，但能超过《黄州寒食帖》吗？

其实，《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之所以被推为艺术的典范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了书家们超然的韵度、激愤的忠义、奇伟的怀抱。《蜀素帖》在八面出锋、丰富变化的笔法上也许超过了《黄州寒食帖》。但在艺术感染力上却很难和《黄州寒食帖》相比。在艺术中，高超的气质以及气质的表现永远比技法更重要，技法虽然也有可观赏性，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根本上是为表现气质服务的。气质是主，技法是仆。在书法上也是如此。如果专尚技法，而气质平庸，一件作品至多也就成了书法工艺而难说是书法艺术。东坡论书谓“书无意于佳乃佳耳”，究其原因，大概有意于佳则必求其技法之精工，无意于佳适得真性情之流露。今日书坛忽略气质，崇尚技法、追求形式几乎成了各种展览评比的最重要标准，不能不说是经典作品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树就是一位以气质见长的书家。

张树为人举止舒缓有度，穿着朴素而有格调。他并不健谈，然而一谈起艺术来，语音虽轻，却也娓娓可听。认识的朋友极多，却从不像艺术圈流行的那样招三引四，狂歌滥饮。甚至在我的感觉中他是有些孤独的。在喧嚣的京华，书画界也弥漫着一种浮躁，张树却颇能独得其静，从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皈依——的确是契乎他的心性的。其由性格、修养所生发出来的朴逸是这个时代稀有的气质，求之古人也不多见。东坡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一种高逸的气质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况且在张树的艺术观念中，气质的表现正是艺术创作的目的。所以看到他的作品，不论是书法、篆刻还是国画，一种朴逸的气息扑面而来，使人忘却尘世的纷纭，顿然生出对古代高人逸士的欣羡。

张树的书法四体皆能，小楷取法唐人写经，略参晋人笔意，起收清劲而有闲雅秀逸之气，结体则见出因放松书写而自然产生的变化，化解了传统写经千篇一律的刻板习气，却保留了写经带给人清静的联想。唐人写经大多因为千篇一律而精工，也因千篇一律而缺乏艺术气质。当代写经能得古人之精整者不乏其人，而能表现出奇逸的气质就罕见其人了，当赋予写经体以高妙的气质，才是对这种字体真正的发挥与超越。

张树的行草书，用东坡的“我书意造本无法”来概括并无不当。虽然偶尔有章草笔法见乎其间，却难以寻到它的出处。这些看似没有来历的行草书，放笔写去，却不违一法。近现代大家如吴昌硕、弘一法师的行书都是名世之作，却谈不上出处，都有横空出世的特点，这是开天辟地的大本领。张树的书法将来能否达到吴昌硕、弘一的高度难于推断，但绝去依傍、自然而强烈的个人面目是极可贵重的。张树的行草书从具备自己的面目开始，正从容地走在完善的路上。

张树以篆刻擅名当世，强调节奏和韵律，风格清秀闲逸，精妙之中时带拙意。在动刀前精心反复地设计印稿，特别注重线的呼应与变化，在如今的篆刻界，像他这样有着几十年篆刻生涯还如此认真的印人真是不多了。他的篆书则取法《袁安袁敞碑》，时参他法，显得安雅闲逸，从容不迫，和他的篆刻风格相近但稍多了一些圆润温婉。

张树和刘彦湖是吉林的老乡，二人早年常相切磋，后来先后入京。如今彦湖在书坛可谓功成名就，张树则默默地修炼自己，对功名不甚刻意，但扎实的努力必然获得艺术上的回报。我因之想起了西晋之初入洛的二陆（陆机、陆云），祝愿他们风流照耀、并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