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铭华为福建老乡，相识于2003年。他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常来南湖轩画室向我请教花鸟画。2009年，铭华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公费硕士研究生，开始随我作“花鸟画形式表现与理论研究”的学业课题。近三年来，我与铭华的交往已由初期问学转向对个案问题的学术讨论。其间让我感受到铭华在不断进步，发现他已从花鸟画基础知识探求切入对花鸟画艺术创作上“道与器”辩证关系的思考，从中更可看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在贯彻自叶浅予先生创立的临摹、写生、创作，理论联系实践的“三位一体”教学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铭华能在中央美术学院规定课程的学业研究中，较好掌握了传统花鸟画创作规律的同时，亦融通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艺术创作上的理法关系。并逐步在寻求“变古为今”之道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对此，我认为，对当下铭华在学业上的成绩与艺术上追求的状态，还需要借助以下两点，才可言之较全面对其的认知：其一，铭华是一位热爱读书、勤于学术思考的学子。特别是研究生一年级时，在我的指导下，铭华将研究生课题所列必读书目逐一采购通读。此外，又结合所选择的五代徐熙“落墨法”这一个案问题研究的需要，收集了大量中外相关学术文献、画集。在临摹和研究后，提交了一份带问题且有思考的个案研究报告——“徐熙《雪竹图》临摹与研究”。文中从画学原始、画史派别切入对徐熙“落墨法”技法的探讨，详细分析了《雪竹图》创作表现上的“假想”过程。为了确定这种“假想”过程的成立，铭华根据云南西双版纳的写生，整理创作了“落墨法”风格的作品——《火焰花》。以此艺术实践证实自己对“落墨法”风格形成的认识，更为自己的毕业创作《幽谷图》的构境及技法表现奠定基础。可见，铭华是一位善于从传统艺术中汲取菁华的“变古为近”的能手。《幽谷图》为四屏通景创作，画境表现典出《孟子·滕文公》载：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后人画花鸟，常以凤凰、仙鹤、鸳鸯、鹡鸰、黄鹂为五伦或伦叙。铭华的这件作品是一幅将花鸟形象置身与山水情景中的独特构境。这种图式中的“山川与瑞鸟”组合的呈现，打破了传统花鸟画艺术创作的一般作法。初步显示出铭华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态度，即对画作空间生成上的重新识读与建构。他的这种认知，正是基于我在任课中多次提及的花鸟画艺术空间是调动植物世界中“网状结构”原理而构成。因此，铭华在硕士论文——《花鸟画图式与观念研究》中，进一步意识到花鸟画“图式”的内在意义与背后的人文情怀，以及对传统图式的修正。也就是说，画家关注的不是画什么题材，而是能否赋予题材背后的文化审美意义才是关键。

其二，铭华是一位热衷艺术“云游”的学子。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铭华努力实践着前贤所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主张。多年来，铭华总是借课程安排，或假期时间，制定艺术考察计划，外出写生采风。一反面收集学术资料，同时亦开阔了艺术视野。其足迹遍及安徽黄山、歙县、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上海、陕西西安、甘肃敦煌、云南昆明、西双版纳、广州等地的艺术馆、博物馆、自然保护区、原始少数名族居住地等。在这些地方的写生与文化考察中，铭华逐渐明白古人之所以倡导“行万里路”的更多奥理。在每次提交的艺术写生或文化考察报告中，都能让人听到他发自肺腑的艺术心声，这种学术之言亦如同当年我作为毕业生时为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留下的“坚持主体学术精神，倡导时代文化新知，培养更多开放式精英人才”之感慨。同时，更让我欣慰地见到青年学子的茁壮成长与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