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骐鸣《红包》与《朋友圈》作品的社会学品读

文/廖廖

从人情到游戏：刘骐鸣的《红包》

历史、政治和公共话题是刘骐鸣艺术创作贯穿始终的线索。如果说以前的作品更多的是历史与政治在艺术家个人心灵上的投射。那么从《红包》开始，作品不再把重点放在艺术家私人感受之上，刘骐鸣开始艺术家的身份来探索互联网与公共空间。

早在2014年微信红包刚刚推出的时候，艺术家就敏感地捕捉到微信红包的游戏本质与传统红包的人情本质的区别，并且觉察到微信红包隐藏着的互联网文化。

红包是中国人的节庆和典礼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婚宴到乔迁，从生日到过年，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人生变化都有红包的助兴与见证。这有点像西方人的礼物，但是我们的红包里包裹着的人情、关系和面子，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红包既像是礼物，又像是奖金。红包像礼物一样带有祝福与期待，但是又不像礼物那样富有个性而专属个人。红包与奖金一样都是真金白银，但是我们收到红包并不像收到奖金那样欣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临时的保管员。红包背后的人情、关系、面子也冲淡了现金在手的满足与踏实。

人情、关系和面子就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如果说我们有理想，那么理想就是人情厚、关系广、面子大，而滋润这个理想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就是红包。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没有散尽的红包。红包作为亲朋好友的情感润滑剂，婚礼、新居等仪式上的助兴催化剂，以及利益交换的工具，其中包着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儒家文化的伦理秩序，商业文化的互惠互利，权力规训的等级秩序。红包创造、维持和强化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近两年的微信和阿里等发起的“电子红包”，正在改变着传统红包的定义。2014年，艺术家刘骐鸣做了《红包》的作品。艺术家在微信红包平台上，将1元钱分享给了100个人，与这100个参与者发生着有趣的互动与影响。这个作品颠覆了传统红包中的“人情、面子与关系”，既不会让发放者获得更深厚的人情回报，也不会让他面子有光，因为只有一分钱。一分钱的红包更加不会建立任何利益关系。

“一分钱的电子红包”用最简单的方法，揭开了着互联网的文化特征：分享、互动、平等、游戏。同时，艺术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红包”构建的人情、关系、面子的人际关系结构。

刘骐鸣的《红包》切中了“红包文化”的本质，“一分钱的电子红包”既继承了传统红包的社交功能，又没有人情债的负担，没有预期的回报，没有短期功利目的。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一种自愿的赠予。发红包与收红包的人没有长幼尊卑之分，红包游戏中的地位和权力都趋于平等。

如果说传统红包围绕着人情、面子和关系做文章，那么电子红包的最大原则就是有趣和欢乐。电子红包与传统红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责任，一个是游戏。相比起传统红包承载的象征意义与交换价值，电子红包更像一个游戏。互联网时代，红包由一种义务、人情与交换的工具，化身为平等、轻松的集体狂欢游戏。

    刘骐鸣的作品《红包》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但是在两年前，微信红包刚刚推出的时候，刘骐鸣就能捕捉到微信红包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解构，并且在作品中把互联网文化的游戏特征放大，这是一个关注公共话题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敏锐、敏感与敏捷。

刘骐鸣《朋友圈》的图像意义

刘骐鸣的《朋友圈》同样延续了艺术家一贯对公共话题的关注。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挑选朋友圈里的“图像”作为主题就非常有意思。古代的文人画通过图像（绘画）的绘制、欣赏、交换、出售来建立一套文化精英阶层的审美和理想的生活方式，以此与平民阶层隔离开来。而今天的艺术家则不停地在朋友圈里自发或转发各种图像，艺术家转发的时政新闻图像不再是为了建立一种小圈子的审美，相反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认同。

    《朋友圈》并不是简单的图像的集合，事实上，作品折射着图像在互联网时代的种种特征。

《朋友圈》的视频集合里那些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图像展示了今天的我们被图像包围的情景。寓意着在互联网时代，图像取代文字成为世界的表征，成为公共话语空间构建的主要修辞手段。

《朋友圈·群》的图片是呈碎片化的，没有上下文的说明。象征着图像传播的一个特征：图像脱离上下文和语境而独立存在。图像取代文字所代表的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图像时代的人们思考方式呈碎片化、断裂化、平面化。

刘骐鸣挑选的是“朋友圈”里传播的图像，而不是新闻媒体上的图像。表达了图像在传播中起到的凝聚共识的作用。人们通过在朋友圈内对图像的分享，形成一种价值与情感的共同体，图像在相同价值观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共识与身份认同。图像也成为“朋友圈”的黏合剂。

当我们看到《朋友圈·群》中展示的海量的图像，除了深切得感受到自身被图像包围的情景之外，还提示着我们另一个问题：图像比文字和语言更能刺激我们的感官，在海量图像的冲击下，观看成为一种直接的视觉刺激与反应，面对一次次的灾难、暴力场景的视觉冲击，我们的心灵逐渐变得麻木。惨烈的图像越看越像一次仿真的、安全的、刺激的视觉奇观，逐渐失去冲击与震撼，同时也消解了真实事件本身的意义。艺术家呈现的海量图像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把图像叙事当作即时消费，而忽略事件背后的深刻本质。

刘骐鸣还尝试描绘了“朋友圈的图像”，但是刘骐鸣的绘画并不是对照片的简单重复描绘。在艺术家笔下，各种新闻图像被转化为有些简陋、失真、面目不清的绘画。但是又与里希特的照相绘画的模糊性不一样，里希特的绘画里对新闻照片人物的模糊处理，反应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模糊态度。

而刘骐鸣的“摄影绘画”意味着：真实场景转化为摄影，摄影再转化为绘画，绘画再转化为观众的理解，在几度转化中，图像的意义可能失真，可能被误读、错位，越来越模糊化，艺术家以此暗示着“绘画图像”与真实场景之间的遥远距离。艺术家用绘画来重复图像，提示着我们：图像不仅仅是真实的投射，也可能造成错觉、失真、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