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英国在内的福利国家的护理计划逐步走向寿终正寝，这一举措被很多人视为战后历届政府一项关键政策的撤出。英国的福利制度将重点支出放在改善健康、教育、退休以及社会安全方面。

   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比老工业需要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英国自由主义改革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律，诸如1948年的《国民援助法》、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1946年的《国民保险（工业伤害）法》等，旨在降低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风险。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中指出社会中的“五大弊病”：贫穷、无知、匮乏、懒惰和疾病，针对这些弊病，英国政府在政策上的重要回应就是试图为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

   2016年，艺术家奚建军创作的行为艺术“生死之间”，是一件富有冲击性的、关于医护理念的作品。艺术家的父亲奚海林由于“手臂问题”做了一场颈部血管扩张的手术，最终致使他在江苏省南通市一家医院中过早离世。“生死之间”这件作品即创作于艺术家的父亲去世之后。奚建军认为，这场手术源于医生对其父亲病情的误诊，医院故意选择费用高昂的治疗方式，而这种方式既没有为病人提供康复的方案，又不能对病人在接受紧急医护时有任何辅助。

   父亲在医院中过早离世的打击以及住院治疗的快速工业化成为奚建军颇具挑衅意味的研究领域之一，他将父亲的事故上报到了江苏南通的当地法院。他的家庭就医疗管理问题以及医院在治疗一位老年公民时缺乏审慎性的失职问题进行辩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随后父亲的葬礼准备工作接踵而至，这一切激怒了奚建军，他原本相信医疗保健的理念——接受享有医疗保健的机会或权利。接二连三的打击更加深了他防患未然的想法和信念，他相信，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和“每时每刻都意义重大”的医疗观念有利于创造一个可以践行这种理念的环境。此后，他对伦理、法律程序和如何维护人们身体健康方面 (作为机构指南和国家义务的一部分) 展开的研究深化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通过进一步研究，艺术家发现，在许多事件中，护理的缺乏似乎是中国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状况成为了行为艺术“生死之间”表现的核心主题。奚建军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广告，号召那些关注医疗监管缺位问题或有健康护理经验的人，能够站出来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公众通过分享行为在集体的焦虑中寻回自己，同时也使这种情况不至于蔓延下去。

    作品“生死之间”受到丹麦文化中心委托，在北京798艺术中心进行，二十名志愿者参与了此次表演，他们事前与奚建军见面并被告知这是一次艺术作品的表演，并非一场抗议示威。尽管艺术表现的主题对志愿者而言是无法切身体会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时机以及压力下制造出有凝聚力的语境考验的是他们自身的能力，但是这个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肢体、记忆和社会联系艺术化地表达个体观点的可能性。

    艺术家要求参与者从自身经验中提取灵感，培养自我表达的能力，用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去表现对彼此之间家庭遭遇的同情，并呼吁大家即使在遭遇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要坚守人道主义信念。展场上，中外参与者群体不时聚集在奚建军周围，他带领着他们在各种医疗设备、医院病床以及一个巨大的不锈钢小便池建成的场地之间往来穿梭，这个小便池是马塞尔·杜尚现成品《泉》的高达两米的复制品。

    “生死之间”作为一场公共空间内的行为艺术，用这种合作方式持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表演结束后大家一同共进晚餐。艺术与社会的群体相互交叠，当晚表演的焦点在于对行动或再行动的重新记忆（或者说是怀念一段记忆的行动，据作家托妮·莫里森所言）。愤怒的情感和共享的裨益同时被医疗设备、点滴和病床包围着，另外表演者穿着手术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创造出一个模糊的群体，大家在其中分享经验以及对死亡和丧亲的看法。

    行为艺术在面对令人不安的真相时是情感化的，行为艺术家乔·斯彭斯曾经回忆说：“我认为自己既不是‘女主角’，也不是‘受害者’，而只是一个挣扎的人。”

    如今，包括护理行业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卫生行业已经逐步趋向保持妥协态度，人道主义价值观面临崩溃，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誓言仍备受医护行业的推崇，今天的医生也应继续秉承。然而一个因素却未曾改变：“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