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缚的自由:评范敏版画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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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盛葳
 
与范敏先生相识不过寥寥几年,但他的作品却早已熟悉。尤其是他的美柔汀铜版画创作,在业界有着较高的声誉和影响。而他通过对古代文明和当代现实杂糅交错的视觉表达,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范敏有着相对丰富的艺术经历,与很多同龄同行相似,他的创作轨迹跨越了好几个差异颇大的阶段,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同时期的国外艺术家身上,皆因中国社会发展之神速与断层。这一方面可以将艺术家本人看作社会史研究的案例,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历史、文化之断层与撕裂给予了范敏后来创作的思想资源,使得他的艺术思考能够脱离版画技法和语言的单纯目的,并超越一家一派的形式风格范式,从而介入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层面。

版画是一种具有极强技术性的艺术门类,不同的版画技法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系统,其封闭性远远大于其他绘画类型,这导致了版画家常常习惯于在自己的天地中流连。然而,版画之所以能够跻身重要艺术类型,概因其艺术史起源在于技术的先进性,而一旦这种技术优势因时代变化而被其他媒介所超越甚至取代时,版画只能退缩回学院的象牙塔中,将技法和语言视为圭臬。因此,版画之现状,并非艺术家一厢情愿,亦由社会发展使然。

那么,在推进版画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两条道路其一为由技进道,将版画的技术观念哲学化,由此进入当代艺术的领地,其二为社会表达,超越门类、技法及其语言系统的单一目的,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再思考。范敏的艺术实践大多集中在该范畴。他80年代在吉林艺术学院所受教育更多具有“苏派”痕迹,9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开始萌发版画的“独立”意识,换言之,版画之所以成为“版画”之特殊审美标准和语言系统,这是版画思想“现代性”的表征,也是当代版画最主流的思想基石。

而且,也正是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对“文明”的兴趣,这是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启蒙的余绪,也是范敏在自己创作中开启文化关怀的肇端,譬如铜版画《天籁》、《远古的文明》、《遗迹》等,都试图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思想和视觉的回应。顺理成章,必须找到一种更合适的语言去对创作母题进行呈现。1997年以后,范敏在韩国留学期间,找到了一种贴切的表达方式,铜版美柔汀。其紧密、细腻且充满质感的视觉特征充分展现了他所力图表达的主题,“韵”系列由此出现,也成为他第一个成熟的作品系列。

当然,对“文明”和“历史”的关照存在各种各样的角度,取决于艺术家本人的生活状态和艺术思考。“韵”系列所展现的,更多是对古典历史文明的致敬,或许,背后也隐藏着艺术家身处异国他乡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需要。在稍后的“偶之祭”系列中,则较为直接的体现出立足于现实的当代视角。范敏使用了铜版与数码版结合的方式,将文明的当代冲突提炼和呈现出来。这种冲突不仅来源于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现代历史的思考,更在今天变为我们每一个人此时此刻的切肤体验。这说明范敏的创作已经开始走出版画“独立意识”的阶段,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思考与表达情景中。

不少评论家都通过范敏这个系列的作品谈到“异化”问题。的确如此,“偶之祭”系列中捆绑、纠缠、挣扎的人恰如其分的表达了当代人的社会处境,且无处可逃。但在2009年开始新创作的“偶”系列中,艺术家显然释怀了不少。“偶”系列是“偶之祭”系列的延伸和发展。早先被缚的人偶逐渐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被解放,而画面整体沉重痛苦的仪式也因此得以释放。不难看出艺术家本人正在转换看待历史文明与当代现实之冲突的视角,一种更为轻松、释然的状态跃然纸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范敏在包括“偶”系列、“成语”系列、“涅槃”系列等一批新作中,不再单一使用铜版,转而用石版为媒介。材料、技法已经不
再是最终目的,也因艺术家本人在不同版种的语言间找到转化和切换的相似点。创作重点更多的被挪移到社会文化观照中。

“偶”是一种具有古老历史的象征物,诞生于原始宗教仪式,其后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有极深的“偶像”传统。“偶”没有独立的生命,而是某种精神或神秘对象的假体,因此,作为“傀儡”的“偶”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很多的传奇文学、科幻小说、奇幻电影中,玩具、木偶、稻草人……“偶”时常获得莫名其妙的生命,变得独立——这是一种关于“独立”的人类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终极理想:“自由”。

在范敏创作的艺术世界中,这些“偶”先是被约束的对象,就像关于现代人的修辞。福柯在《监狱史》的开篇便描述了一个精妙的环形监狱,位于圆心的监视塔时刻注意着每个人的行为,而后有演变为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无形监控。这是现代社会的原型和缩影,人人都生活在看不见的规则和标准中:这是“现代”。此间,传统也好、现实也好、文明也好、生活也好,都必须面临这样的改造。这是“偶”的命运。那些被缚之“偶”正是我们——现代人——的映照。

如何超越现代性,或者更具体一些,如何超越现代人的困境,答案并不一定是外在的环境和条件,有时更多的在于主体,在于自我。范敏从“偶之祭”系列到“偶”系列的转换,因此可以看作一种更为主体性的自觉,这种自觉超越了他早期在版画技艺和语言层面上的突破,因而具有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那些裹附的织物自身开始形成“人”的意象,织物内部时而伸出头、手,变换姿态。“偶”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着力描述被约束的状态,从而有了多样的叙事可能,也拓展出更为丰富的表达空间。即为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技法、语言的自由,更是创作主体心性的自由,以及驾驭题材、主题的思想自由。 
 
盛葳《美术》杂志副主编、美术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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