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由于它本身的质地、形状、生长特点和功用价值，使人们对它产生好感。在众多的草木中，它是草，但有乔木的高大和挺拔，它不是松可四季常青而旺盛，以特殊的物种和生态繁衍千古，遍布世间，其名目繁多、姿态各异、坚劲挺拔、历经寒暑、四时不凋，虽无色彩斑斓、花枝招展之秀色可餐，但有宝物遍及全身，且为其它花木不可替代。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眼目中，竹子不仅仅是上苍赐给人类生活中可供实用的重要宝物之一，而且是美化人们生活环境，陶冶人们思想情操，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不可或缺的人生伴侣之一，更由于竹子“清高拨俗”的气质与我国民族气质吻合，历代文人墨客对它兴趣更浓，为它作歌、作赋，咏它、颂它。 
　　提到墨竹精神，我们不可不想到文同。文同，今四川盐亭县人，字与可，号笑笑先生，石室先生。他出身于“儒服不任”的家庭，少年读书用功，常通宵达旦。他在墨竹史上的地位犹如书法史中的王羲之。最早提出了作画前要“胸有成竹”，作画之时要“兔起鹘落”，在用墨上，他创作了“以深为面，淡为背”的虚实关系和空间关系。由于他早年不得志，用画竹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感情，并且画竹送人，意在启发冲破束缚。他的《墨竹图》竿呈弯曲之状，而枝叶却很繁茂，给人一种百折不挠、倔强求伸之感，具有他特殊的寄托。我们不仅欣赏文同的墨竹，而且从其墨竹中领略到其形象逼真。从他的画中精神，更让人领略到了他的高尚的思想精神和人文精神。 
　　故人云“竹一生，兰半世”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墨竹还对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寄托。就象水乡绍兴的水，既滋润了他的心田，使他对水墨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也为他坎坷的一生，流下了不尽的辛酸的泪，他就是大写意画家――徐渭。徐渭，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山阴人。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为青藤画派之鼻祖，并成为我国花鸟花坛的一朵奇葩。他早年不应举，中年当幕僚，一生穷困潦倒，虽然生活给他带来的是说不出的痛苦，但他的墨竹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是道不完的喜悦和欢乐，更重要的是那种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 
　　人们常说人生有四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但有人却偏偏相反，既有亡国灭家之痛，又有“未出土时先有节”的伟大理想却未能实现者，他就是在墨竹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画大师――石涛。其原名朱若极，后更名原济，元济、道济，小子阿长，字石涛，号清湘老人，广西桂林人。在清王朝建立第二年全家被杀，因而“道济托内官始得存活，乃剃发为僧”。在石涛一生中，亡国戮家之痛，时隐于心。而这一心情，则寄之于诗、文、书、画。在艺术思想上石涛强调：“不立一法是吾宗，不舍一法是无旨。”他性格豪放，富于创新精神，主张师法造化，不受前人束缚，构图新奇，变化多端，笔墨苍莽而富于神韵。他的墨竹，豪迈奔放，浑厚淋漓，叱诧风云而开一代新貌。他有阅历名山大川的生活体验，对竹的形态神情观察细微，辨析精到，他又有笔墨上的功夫和创新精神，所以他的墨竹以形传神，浓淡干湿得体，远近前后，正侧背向，在浑厚的整体中历历分明，纵横挥洒，一气呵成，冲霄之势跃然纸外，古人云“写竹以气胜”，石涛就是如此。因为他十分强调画家的个性，强调画家在绘画中一定要表现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独特感受。虽然他命运坎坷、悲凉，思想的矛盾与内心的痛苦铸就了石涛孤傲的灵魂和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他的画使人感到动势、感到力量、感到美的韵律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吸取众家之长来营养自家创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们对他的这些艺术修养的肯定，无意在说明他的精神伟大。虽然他有亡国之痛，但也想过“出而任世”，康熙皇帝南巡，他两次“接驾”，并非偶然。这一点更说明他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之重，都已影响到了当时的最高朝野。虽然他用“未出土时先有节，至凌云处未无心”来开脱，若以封建节义的传统观念看来，也象赵孟 \一样，他的“竹节”就不那么坚贞了。正因为石涛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善于汲取各家思想精华，才使他成为熟谙艺术辩证法的一代绘画大师。因此，石涛在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墨竹的盛行，随着岁月的累进，经久不衰。它不仅受到广大人们的钟爱，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谓雅俗共赏，我们不仅仅欣赏墨竹的意境美，更可以体会到了它的精神之美。其不衰的本质是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一种风格会变，一种风行会变，但如果形成了一种人文精神那是无法改变的，正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